这本书看完已经有好多天了，想写一篇文章却又不知从何写起。周五的晚上，心情欲显浮躁，于是想静下心来，再翻翻这本书，写点东西。是为记。
这是一本不错的书，作者说，他“是用细节构建一个立体的曾国藩。”书中从曾公的家信、日记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述，力图从细节中发现曾国藩。书分三个部分，以下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简述。
正面说曾国藩的蜕变，从“愤青”到“老奸巨猾”，写他一生所受的耻辱，写他和左宗棠的恩怨纠缠，写他在湘乡老家的悟道。最精彩的部分是写他和左宗棠的恩恩怨怨。两人都是一时瑜亮，很自然的就会有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的情况发生。书中分析说，曾国藩是黏液质性格，“这种人得特点是反应缓慢，行动拘执，谨慎内向，凡事只肯说三分话。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，下判断也比一般人慢。”而左宗棠则是典型的多血质，“这种人得优点是反应迅速，做事果断，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，定下策略。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，性情过于张扬外露。”两种不同性格的人，都想扶大厦于将倾，自然会造成种种冲突。其实曾国藩早年在京城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脾气火爆之人，“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好几次大架”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克己之功，变得渐渐宽厚，是以在左宗棠咄咄逼人之时，在左宗棠百般刁难之际，仍然能够处处忍让，心平气和地面对他，这份修养自然是左宗棠难以企及的。当曾国藩去世的时候，左宗棠终于肯低下骄傲的头颅，不仅自称晚生，还在挽联中写道“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愧不如元辅；同心若金，攻错若石，相期无负平生。”书中有一段评语写的相当好，“王船山说，圣贤一定是豪杰，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。在郭嵩焘看来，曾国藩是圣贤，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，这就是二人的区别。”当如是。
左侧面从他的个人财务状况来条分缕析，这一部分也是自己不太感兴趣的部分，记忆最深的是书中说，“按张仲礼的说法，如果他的总收入不超过二百一十六万两，那么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。”而曾国藩“他在家信中说，他所积养廉，一万八千两。……，曾国藩去世之时，身边所存，基本与此数相符。”书中别处还说了一个小时，曾国藩去世之后，他的家人竟然没有钱看病，还是还是左宗棠进行了资助，他的“宿敌”也不禁被其风骨所倾折。
右侧面写曾国藩的迷信和天命。写他从信风水到晚年信天命，从相面到算卦。几乎现在被批判的所谓迷信活动曾国藩都做过，甚至在两军对垒之时用算卦来决断。晚年的时候还和朋友半开玩笑地说，在墓志铭上撰写“不信书，信运气；公之言，告万世。”自己目前人生阅历尚浅，不敢言天命或者运气之说。不过个人认为，先哲说天人合一，既然如此，天命既是人命，既是芸芸众生之命，天命不可违，芸芸众生之命又岂能因为一个人的作为而有所改变？ 作者说“几年来，我阅读他越深，对他的敬意越重；”诚以为然。
附书摘：
几年来，我阅读他越深，对他的敬意越重；
对许多人来说，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，在意志力的推动下，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。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，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“中国式力量”。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，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，有弹性，有容纳力的一面。在满清重臣中，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“以诚相待”的人。这一高度，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。当然，另一方面，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，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。总而言之，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
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锋芒毕露，人必非之；
可以说，没有长沙之辱，就么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。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，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，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、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。从这次经验中，曾国藩领悟到，对于有志者来说，挫辱是最大的动力，打击是最好的帮助。咬紧牙关，把挫辱活生生吞下，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。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几十年后，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：“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，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，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”，“百端拂逆之时”，“只有逆来顺受之法”，“所谓打脱牙和血吞，真处逆境之良法也”。（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，与官员不合，处处被掣肘，甚至被绿营兵打上门来，后来避之于衡阳处，打脱牙和血吞，筚路蓝缕，从零开始筹建湘军。湘潭大战中湘军大败了太平军，曾国藩才挽回面子）
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。单线思维、唯我独革、愤世嫉俗、矫激傲岸。做起事来手段单一、风格强硬、纯刚至猛、一往无前。因此处处碰壁，动辄得咎。中年以后，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。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，而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中悟出来的，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华而来的。这是曾国藩与别人的不同之处，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方刚为基础的，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。历经千折百磨之后，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。他的志向仍然是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，能迅速达到目的。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，日将月就还是可以实现这个理想的。
梁启超说：“曾文正者，岂惟近代，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；其惟我国，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，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，其所遭值事会，亦终身在指逆之中。然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，所成就震古铄今，而莫与宗者，其一生得力在立志，自拔于流俗，而困而知，而勉而行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；不求近效，铢积寸累，受之以虚，将之以勤，植之以刚，贞之以恒，帅之以诚，勇猛精进，艰苦卓绝，如斯而已，如斯而已。”
他（曾国藩）认为交友贵雅量，要“推诚守正，委曲含宏，而无私意猜疑之弊”。他总结说，对朋友，首先要诚，“凡人以‘伪’来，我以‘诚’往，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”。第二是敬，“至于与人交际之道，则以‘敬’字为主”。其次是恕，“我要步步站的稳，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，我要处处行得通，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。所谓达也。今日我处顺境，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；今日我以盛气凌人，预想他日人亦有盛气凌我之身，或凌我之子孙”。然后是浑，“惟忘机可以消众机”。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，分得太清楚。最后，则要做到“不嫉妒”。曾国藩认为这一点及其重要，以至于他晚年以“不忮”也就是“不嫉妒”作为遗嘱，嘱咐后人。
王船山说，圣贤一定是豪杰，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。在郭嵩焘看来，曾国藩是圣贤，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，这就是二人的区别。（有一定的见地）
三十岁以前的曾国藩： 虽然跃过了龙门，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。从气质到观念，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。在白杨坪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，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，其中甚至还有损友。进京为官之前，曾国藩耳目所听闻的，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；头脑中说想的，不过是当官发财，给家里面争口气。好友刘蓉说他当时“锐意功名”，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“急于科举”。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：“余少时天分不甚低，厥后日与庸鄙者处，全无所闻，窍被茅塞久矣。”
缺点有四：
心性浮躁，坐不住；（经常宴起）；
为人傲慢，修养不佳；（脾气火爆，和朋友打过架）；
伪，谓对人作几副面孔；
曾国藩自认为自己还有一个缺点，必须改过，那就是“好色”。（“午初，人欲横炽，不复能制”，做了“不应该做”的事情，遂骂自己“真禽兽矣”）。
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，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，一个中人，通过“陶冶变化”，可以成为超人。话句话说，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，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，见识可以高明十倍，心胸可以扩展十倍，气质可以纯净十倍。愚钝之人，通过自我磨砺，也可以看得透，立得定，说得出，办得来。浮嚣之人，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净。偏执之人，亦可以做得到心胸开阔，不矜不伐；
康熙皇帝说，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，中有勇猛精进之心，末有坚贞永固之力。朱熹也说：“为学譬如熬肉，先须用猛火煮，然后用慢火温。”做事也是这样。做至大至艰之事，开头一定要提起全力，有股冲劲，“猛火”痛烧一段，否则绝难成功。
在此后的漫长一生里，写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，一直是曾国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。即使戎马倥偬中，他仍日记不辍，并且抄成副本，定期寄回家中，让自己的兄弟、儿子们阅看；
多年以后，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，作为“无事不可变”的例证：“即经余平生言之，三十岁以前，最好吃烟，片刻不离。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，至今不再吃。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，近五年深以为戒，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，即此二端，可见无事不可变也”
曾国藩在立志自新之始，是相当急于求成的。戒烟成功，极大增强了他“学做圣人”的信心。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，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，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。但过了数月之后，他发现，戒烟乃是“脱胎换骨”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。要改掉其他缺点，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。
曾国藩终生对“恒”最为用力。举读书一例，他推崇“读书不二”：“一书未读完，断不看他书，东翻西阅，都是循外为人。”他读书有愚公精神，强调“耐”字诀，“读经有一耐字诀。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；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；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。此所谓耐也”。不弄明白决不罢休，一点一滴的积累，不可速求。“求速效必助长，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。只要日积月累，如愚公之移山，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。”其实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，曾国藩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很不科学的。人得本性是好逸恶劳，见异思迁。这是因为本我是受“快乐原则”支配的。逃避痛苦、紧张，不断追求新的刺激，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。如果对这种本能因势利导，则可以事半功倍。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说：“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变的心情，即使在一天内，也不见得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。”因此，他读书是随自己的兴趣，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。马克思也是这样。他钻研哲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久而疲劳时，便演算起数学题来，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，诗歌，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打开，轮流阅读。由于各种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脑皮层不同的部位，读这一类书使这一部位的大脑皮层劳累了，而换读另一本书时，这一部分大脑皮层就获得了休息。这样轮换使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，就减少了大脑的劳累。
按张仲礼的说法，如果他总收入不超过二百一十六万两，那么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。那么曾国藩一生到底积蓄了多少钱呢？同治七年十一月，他在家信中说，他所积养廉银，一万八千两；
静中细思，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，人生其间，数十寒暑，仅须臾耳，当思一搏。大地数万里，不可纪极，人于其中寝处游息，昼仅一室，夜仅一榻耳，当思珍惜。古人书籍，近人著述，浩如烟海；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，不过九牛一毛耳，当思多览。事变万端，美名百途，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，不过太仓之粒耳，当思奋争。
然知天之长，而吾所历者短，则忧患横逆之来，当少忍以待其定；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则遇荣利争夺之境，当退让以守其雌。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，则不敢以一得自喜，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；
知事之多而吾所办者少，则不敢以功名自矜，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。
夫如是，则自私自满之见，可渐渐蠲除矣。
当今之世，富贵无所图，功名亦断难就，惟有自正其心，以维风俗，或可补求于万一，所谓正心者，曰“厚”曰“实”，厚者恕也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已欲达而达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存心之厚，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。实者，不说大话，不务虚名，不行驾空之事，不谈过高之理，如此，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。
回首往事，他（曾国藩）越来越认同，人得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，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。运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不自由。没有那个运气，一个人再挣扎也是无济于事。（不太认同，当此青年，应奋发图强，即使天命不可违，也应努力违之，方不负此平生。若年轻之时，就听天由命，此生何乐？此人何义？）
从自己的亲人身上，他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。他的几个女儿，每一个择婿的时候都是千挑万选，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，其公婆都是立身品立的正人。然而女儿各个命运悲惨。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放荡凶暴，嫖娼酗酒，且不敬岳父，私取公款。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，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。二女纪耀之婿陈远济幼时十分聪明，长大后却平庸懈怠，了无生气，纪耀平时郁郁寡欢，终生不育。三女纪琛之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，不务正业，其母又刁悍刻薄。更想不到的是，刚出生的一个多月的儿子，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，曾氏目睹伤心不堪。四女纪纯之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，却又体质羸弱，二十一岁变病死，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房。（小女儿福气最大。）
“以不言者为体，以所言者为用，以不言者存诸心，以所言者勉诸心”
他愈是感到“天命难违”，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，甚至达到了极端的程度。“志之所向，金石为开”一语，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。
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。郭嵩焘在日记中说，有一个朋友问他，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。他回答说：“楚人只带三分蠢气，盖孔子所谓愚不可及”
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，虽然磨砺性情，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，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，不肯轻议人非，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，劝勉子弟也一直说：“少年不可怕丑，须有狂者进取之趣，此时不试为之，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
往年苦思力索，几于困心横虑，但胸中有字，手下无字，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，但每日笔不停挥，除写字及办公事外，写字一张，不甚间断，专从间架上用心，而笔意笔力，与之俱进，十年前胸中之字，今竟能达于腕下。